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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互动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艺琴;张梓宁;近年来我国电商直播行业快速发展，成为新型消费方式。研究基于SOR理论，分析消费者由外部刺激导致内在状态发生变化，进而产生行为反应的新型直播购物模式，构建“互动质量—情感能量—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购买意愿模型，探究新型消费场景下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路径和因素。研究发现：增强电商主播的互动质量，强化直播间观众的互助质量，能有效促进直播间观众正向情感能量的沉淀和积累。基于以上发现，研究提出提升主播的专业化素养，激发观众参与意愿，构建紧密粉丝群体，以功能升级优化平台消费体验等管理和营销建议，以期对电商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网络直播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及主观幸福感——基于期望确认模型及准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
马志浩;葛进平;周翔;目前,网络直播及短视频平台的受众巨大。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线娱乐产业由受到冲击转向主动接纳并逐渐趋于稳定,由此产生以网红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群体及污名化社会现象。但是,现阶段对网络直播用户的研究尚难以回答为何网络直播用户会持续使用网络直播,用户如何通过观看网络直播来获得心理收益?研究通过探索性的调查来考察影响用户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以期望确认模型为理论框架,将准社会关系及主观幸福感作为扩展变量纳入理论框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用户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持续使用行为与其持续使用意愿正相关;满意度受准社会关系直接影响;持续使用意愿与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直接关联;感知有用性与满意度不相关;期望确认同时影响技术感知有用性及准社会关系,但对前者的影响更大;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无关;用户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是准社会关系,而非技术本身。现阶段人们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外部动力是便捷高效的技术,而内部动力来自直播主播的吸引。这种技术牵引下的传播社会现象映射的是现阶段互联网社交生态的变迁。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模型及其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肖珺;随着新技术条件下人类交往方式的转变,话语及其变迁成为新媒体跨文化传播需要面对的问题。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把文字语言与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结合起来,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各类符号所组成的表义系统和话语意义,以更好地解释人类传播中交际和互动的话语分析方法。多模态话语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动画、图表和色彩等,涵括视觉、听觉、触觉等几大感官模态。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模型及其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短视频弹幕互动研究——以Bilibili情侣类视频为例
汪雅倩;荣懋丹;移动视频社交时代，各类短视频平台涌现了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微名人”,新型互动文化随之产生。为了挖掘其特征属性，聚焦情侣视频博主及CP文化，以B站为例，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探讨情侣博主的内容特征及其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模式。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后发现：情侣博主的视频以情境互动类为主，视频主题倾向于搞怪、整蛊，视频基调突出较强的情绪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法挖掘弹幕类型、关键词等，并最终建立短视频平台情侣博主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仪式链模型。基于综合研究方法，勾勒出短视频情侣博主与用户之间从启动到结果的完整互动仪式图景，揭示了互动仪式要素从“身体共同在场”到虚拟共同在场的转变，突出了虚拟场景和情感能量在移动视频社交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形象的“他塑”:“洋网红”对海外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基于You Tube视频受众评论的分析
赵永华;廖婧;窦书棋;“洋网红”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现象日益引起关注，他们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间性”,被认为是中国形象“他塑”的组成部分，能够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洋网红”主要使用YouTube平台发布视频，受众观看视频后的评论则直接反映“洋网红”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通过对视频内容和受众评论的分析，发现“洋网红”视频使受众在认知层面产生符号的交融，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东方主义，改善海外受众对华的刻板印象；在情感层面，对于与社会问题、时事相关的视频，受众容易对视频内容和制作动机产生“对抗式解读”,而对于语言搞笑类、美食文化类视频，受众则基于共通情感实现对话；观看视频后，受众在评论区联结成基于“趣缘”的“微社群”,在互动中对视频内容进行延展，产生了学习中文或游览中国等线下行动意向。作为跨文化的讲述者，“洋网红”拥有双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具有较为显著且区别于中国本土传播者的优势，可以弱化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错位，有效帮助海外受众降低文化折扣、消除认知偏差和误解，对中国形象建构有着较好的“他塑”作用。但与此同时，“洋网红”的特殊身份也具有一定风险，因而需要对其生产的内容进行适度引导和把关。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脉络
肖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新媒体特指数字新媒体,它们均采用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技术,其已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由此,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理论脉络逐渐呈现。新媒体的界定、历史发展与权力格局,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间的内在关系和实践发展催生出学术的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的边界从民族国家到网络社会;跨文化传播的主客体呈现出异质性、多样化的对立与统一;跨文化传播方式实现媒体融合下的共享、互动和创新;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知迈入数字文艺复兴。进而,新媒体之于媒介事件跨文化传播表现出多层面意义,未来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新的可能性,亦需关注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征FB”为例
谷学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人们所使用的表情包不仅能够帮助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还能传播群体情感、反映社会现实。表情包以视觉符号再现各种表情、动作及姿态,直击人的视觉感官,激发人的情感反应,唤起个体情绪,集聚集体情感。研究认为表情包虽然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但它在网络动员中可以通过生产替身来代替人的真实肉身实现身体的虚拟在场。人的主体也就脱离肉体进入表情包生产的替身中,同其他群体进行身体互动、感知在场的环境和氛围,分享各自的情感体验并进行情感互动与情感共享,满足了群体互动仪式开展的相关要素。表情包的本质功能为情感表达,因此在互动仪式中网络表情包能够进行群体的情感动员。表情包唤起的情感正义的动力机制为情感动员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能量,并通过情绪感染与情感展演等策略使群体成员达到情感共鸣、情感共振、情感愉悦的效果;表情包塑造的情感共同体能够维系群体的情感纽带、促进群体团结,最后建构出情感记忆以存储仪式的情感能量,成为群体的象征物并不断进行自我进化,以此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快手”中的乡土中国:乡村青年的媒介呈现与生活展演
徐婧;汪甜甜;聚焦使用"快手"呈现和传播其日常生活的乡村青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析这一群体在"快手"平台上,再现和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的行为特征和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尝试揭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快手"平台上乡村青年用户类型、特征及其传播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第二,上述实践中蕴含的乡村青年的自我评价、寻找自身认同的努力和身份定位过程。研究发现:"快手"头部、长尾乡村青年用户的使用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其呈现内容均涉及乡村青年日常生活、独特个性和人际关系戏谑表达;在此过程中,乡村青年通过"快手"重塑乡村社会形象、传播和再生产乡土文化的传播行为,使当代乡村的意象及其价值观念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并进一步确认乡村青年的身份认同。上述"日常生活-媒介呈现-重塑认同"的关系成为乡村青年群体确认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同机制。
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
牛静;常明芝;随着大量陌生人成为微信联系人以及用户隐私担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社交媒体产生倦怠情绪。为了解社交媒体倦怠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研究以微信朋友圈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一手经验数据(N=486),从社会交往压力视角出发,基于压力源-负担-结果(SSO)框架,构建社会交往压力源、社交媒体倦怠和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模型。研究发现,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压力源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而隐私关注和消极社会比较不影响社交媒体倦怠。此外,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隐私关注(压力源)会通过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负担)进而影响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结果),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会交往压力源与结果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最后,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社交媒体倦怠与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刘苹;董格格;一个国家外交部门的发言代表该国的立场和观点，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手段，基于语料库对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可分析和总结双方发言人的话语特征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中美双方发言人在词汇层面的分类系统和情态系统、话语层面的内容选择和互文性策略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他们各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抗疫、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维度的表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和“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形象。两者建构的结果差异如此明显，其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经济政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分歧。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和他者建构，有必要拓展国家形象塑造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优化话语策略并改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