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缘社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通过对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田野调查，可探讨趣缘社群的文化传承及其群体动力机制。社群的维系与发展来自文化认同、个体需求和主流话语的共同推动。灯歌团结构松散，但成员关系较为亲密，中国式人情因素和领导者个人魅力构成社群的两个重要内聚力。在社群共同目标的驱动下，成员们搜集、学习、表演利川本地民歌，在集体创编中对其进行传唱与创新，促进利川本地民歌的活态化传承。趣缘社群的群体动力主要存在于三个相互影响的层次：个体认知层面的意义建构、成员互动形成的社群结构、体现平台价值的社群实践及其目标。社群成员的文化认同贯穿于群体动力场，将个体意义、社群发展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作为“积极老龄化”的践行者，通过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完成从“生存焦虑”向“价值创造”的角色转型，而且依托数字媒介形成新的互助共同体，提升社会参与感与自我效能感。研究立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进程深度交汇的时代语境，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聚焦Z省N市Y区这一共同富裕首善之区的银龄志愿者群体，旨在探讨其在再社会化进程中媒介化团结的生成机制与实践逻辑，并力求破解其融入数字社会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是数字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及基层传播中的重要创新，因此需要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及制度保障，推动该群体的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
以印尼某中资产业园区为田野点，考察印尼员工在中资产业园传播网络中的文化身份调适过程。研究发现语言学习发挥工具化与象征化双重功能，推动个体嵌入跨文化传播网络；节日仪式通过时空重构、语言转译与具身体验，创造意义共享的情感场景；数字平台将零散文化接触延展为持续性的日常实践。三条路径交织并存，两种文化身份形态在过程中动态生成：在参与和抽离之间摆动的“流动性”文化身份，以及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商谈与意义再生产形成的“共生性”文化身份。其中，“共生性”文化身份扎根在地文化资源，兼具跨文化中介功能，体现了文化身份作为传播实践产物的开放性与生成性，为理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基础。
数字时代，数字囤积已从个体行为演变为一种典型的媒介实践，但既有研究多囿于“病理化叙事”或“技术决定论”的二元框架，未能充分揭示其背后的复杂机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质性方法，以小红书、抖音和哔哩哔哩为数字田野，可聚焦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实践逻辑与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数字囤积并非被动的存储行为，而是用户在算法环境中积极建构主体性的传播实践，具体呈现为工具性、情感性与象征性三个维度；同时，该行为也是“用户—算法—平台”之间动态的权力协商过程。然而，用户的主体性表达常伴随权力的隐性让渡，抵抗行为亦难以摆脱技术资本的收编，陷入“赋权与让渡”“抵抗与收编”的双重困境。其背后是算法权力通过数据商品化与规则霸权实现的隐性再生产。基于此，构建“三维互动+双循环博弈”的辩证驯化模型，提出构建兼具传播赋能与治理适配的双重框架，以期为理解数字时代“人—技术—资本”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南宋道学党领袖朱熹在政治博弈中十分重视邸报与小报传递的信息，并策略性使用这些信息以实现提高道学声望、确定政治同道、攻击政敌、规避风险等目的。在此过程中，朱熹虽深谙官私报刊传播中存在新闻供给不足、小报的非法性阻滞政治反馈、小报误传导致政治焦虑等问题，却因受限于当时的制度框架和本人的政治立场，未能推动报刊制度的改良。朱熹的阅报实践及体验表明，在专制体制与政治倾向的双重桎梏下，单纯的政治博弈无法成为促进古代新闻传播进步的动力。
研究通过一项在线实验与一项田野实验，探讨社会拥挤与慈善广告信息框架对个体捐赠意愿的匹配效应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社会拥挤时，损失框架信息比获得框架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捐赠意愿；非社会拥挤时，获得框架信息比损失框架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捐赠意愿。信息加工流畅性在上述路径中起中介作用，而认知需求弱化了上述匹配效应。研究为调和现有文献中存在的理论分歧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对于慈善组织的策略传播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托视频社交平台的准社会交往，已成为数字时代连接跨文化群体的关键纽带，考察其间的交往动因、认知表述和互动方式对于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游遍隐秘中国”(Little Chinese Every-where)系列视频下的英文评论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构建跨文化群体准社会交往的“感而遂通”理论模型，旨在为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探索。该模型涵盖四个核心维度：真实感召奠定主体交往基础，平等感知搭建对话互动空间，生命感应编织情感联结网络，互惠连通凝聚共同体意识。研究指出，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需要超越表层的视觉奇观吸引，转向对内在逻辑和精神价值的灵韵雕琢，注重运用“感而遂通”的中国智慧——以具身之感，通天下之心，积极构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跨文化意义共通空间。
<正>近期，OpenClaw在技术圈和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它引起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展示了新的智能体能力，更因为相关主管部门连续发布风险提示，指出此类系统在默认或不当配置下，已经从信息处理工具转变为可能直接触发越权操作、信息泄露与系统失控的高风险入口。随着技术越来越深地进入传播与行动的环节，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凸显出来：当技术开始更深地进入传播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判断与执行时，信任便成为必须正面回答的基本问题。
伴随农民工代际更替，乡村留守儿童呈现出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演化，其社会化过程中的困境日益凸显。研究基于媒介化理论视角，通过对鄂、辽、粤三省的田野调查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相关困境，其根源并非单纯的亲子分离，还在于智能手机作为“元媒介”深度嵌入并系统性地重构其社会化的生态系统。数字媒介的算法逻辑与即时反馈机制，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镇化及村庄空心化等社会变迁相互交织，在家庭、学校与村庄三大核心场域中呈现出“补偿”与“异化”并存的双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已成为形塑留守儿童社会化路径的关键结构性力量。因此，应对其社会化困境需超越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归责范式，转向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的“媒介化治理”新路径，方能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包容性的支持环境。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成为驱动未来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其涌现式发展也引发人们对学习记忆、沟通传播、工作替代等多维度的焦虑情绪，进而对个体在传播行为中的自我扩展与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从认知评价理论视角出发，可研究人工智能焦虑何以通过青年群体自我扩展影响主观幸福感以及人工智能素养在其中如何调节。研究招募有智能技术使用经验的青年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人工智能焦虑与自我扩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进一步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且该效应在中低水平人工智能焦虑下表现显著；同时，人工智能素养调节焦虑与自我扩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拐点位置的调节；此外，自我扩展的中介效应也受到人工智能素养的调节，且作用较为稳定，仅在高人工智能焦虑水平下呈现弱化趋势。在此基础上，研究旨在丰富人工智能技术焦虑影响受众传播心理与行为的认知评价过程，探讨人工智能素养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缓冲焦虑影响的潜在效能与微观路径，从而为优化人工智能技术焦虑差异化调节策略以及数智媒介技术应用的包容平等与创新扩散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