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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党要改天换地，必须经得起胜利与挫折、高潮与低潮、顺境与逆境的考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的半途伴侣”背叛革命所带来的紧张状态和生存危机，以及党内前路不明、士气受挫、宣传鼓动“尤其减少”的诸多问题，针对性地制定了以报刊恢复“上层宣传”、争夺革命话语权，以支部推动“基层鼓动”、争取革命群众的宣传政策，掀起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高潮。随后在全国暴动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宣传工作两度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日军侵略中国、国民党派系攻伐的变局中，围绕民众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需求，通过密集发表宣言弥补报刊的缺位，汇聚起进步力量的舆论洪流。历经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熟稔了在逆境中决策，使宣传政策在一致性与灵活性之间更具张力，宣传工作由“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得以“领导中国思想战”,标志着党的宣传政策水平日趋成熟。
Abstract：A revolutionary party seeking to transform the world must withstand the tests of victory and defeat, ups and downs, as well as favorable and adverse circumstances.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ed a tense situation and a survival crisis caused by the betrayal of its “halfway revolutionary companions”,along with numerous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an unclear path forward, a dampened morale, an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publicity and agitation.In response, the CPC formulated targeted publicity policies, which included us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restore “upper-level publicity” and compete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while leveraging Party branches to advance “grassroots agitation” and win over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These efforts ignited the upsurge of the Chinese Soviet movement.Subsequently, following the failures of nationwide uprisings and the Fifth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 which dealt two heavy blows to publicity work, the CPC seize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nd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Kuomintang.Centering on the people's demand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oppose civil war, the CPC compensated for the lack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y intensively issuing declarations, thereby gathering a powerful tide of public opinion among progressive forces.Through enduring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the CPC honed its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in adversity, infusing its publiciy policies with greater dynamism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flexibility.Propaganda work thus evolved from “a threatened movement of a minority” to “leading the ideological front in China, ”marking the increasing maturity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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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对中共中央宣传政策的文本分析,除“中国共产党”一词之外,大革命时期出台的相关政策中,表示宣传主体的“我们”一词的词频位列第9位,而代表宣传客体的“群众”位列第11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关系则发生了翻转,“我们”位列第19位,而“群众”位列第2位、“民众”位列第13位,反映出其决策视角的变化。
(2)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该文件的发布时间为1925年12月13日,但根据该文件对革命形势的描述,以及1927年4月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才明确规定“各省应设省委员会”,取代此前的区执委,作为省级最高领导机关,可判断其发布时间应为1927年12月13日。
(3)这四份文件包括1931年1月21日发布的《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3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
基本信息: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6.02.001
中图分类号:G206;D231
引用信息:
[1]陈龙.逆境中决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制定及其调适[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6,79(02):5-16.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6.02.001.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24)